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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通道舌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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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李剑生也不客气,便继续说道:“我刚才说了,我们需要一个奋斗目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事实上,只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最坚实的执行者和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几位都是老首长,都知道我们红军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苏维埃新中国,这样,第一个要素解决了。第二个要素,即最坚实的执行者,我们也有了,那就是我们最坚强的红军队伍。第三个要素和第四个要素,是两位一体的,因为只有有了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后,才可能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反之,没有这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便也无从谈起正确的战略方针。而偏偏正确的战略方针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它指引着最坚实的执行者,坚定不移、排除万难地实现最终的奋斗目标!而眼下,我不得不说,我们红军,就缺少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是这两个能够决定我们生死的因素!”

看着三个人都在品味自己的话,没有作声,李剑生继续道:“我是军人,不懂这些政治问题,只是自己喜欢历史,又喜欢思考,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我们眼下的情况,才得出这般的结论来。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几位首长指正!”

张闻天看了老毛和王稼徉一眼,朝李剑生点点头,道:“你讲得很好。继续讲!没事的,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中央的这些人,也应该听听你这样的军事指挥员的话嘛,因为你们的话直接来自于基层,很直观,也很代表性。我们听听,正好做做参考!”

李剑生得到张闻天这句话,想了想,心中也决定继续说。当下再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又开口说道:“作为一个军人,我们的要求其实不高,那就是不断地打胜仗!但看看眼前的情况,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想想,从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战士还是原来的红军战士,但苏区越打越小,最后导致全军战略转移,以致有了后来的湘江大败,究其原因,不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勇敢,也不是我们红军各部队指挥员战术指挥不得当,而是另有原因。一者,敌人比以前更强大,二者,也是最重要的,便是我们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从而把红军一次次推向险境。”说到这里,李剑生顿了一顿,又道:“为什么我说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与‘敌人强大’这个事实作对比得出来的。说敌人强大,这是事实,其实也是我们红军一直遭遇的。试问问,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哪一次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不是数倍于已的?又哪一次不是以我们红军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呢?因此,这第五次反围剿,敌人的力量是增加了,比以往每一次都更强大,这是事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关键因素,因为如果我们指挥得当,说不定仍会如以前四次一样,最终以少胜多而获得胜利!所以,我认为最关键因素仍是刚才我所说的,即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

说到这里,李剑生再一次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三位首长,又道:“为什么这样说?我试举几例即可说明。中央主力过湘江,这样的战略大转移,却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异常迟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6日,中央军委纵队就已到达文市、水车,距离湘江界首渡口不过60公里,4天时间,每天只走10多公里,首长们想一想,这样一来,红军怎么可能不失败?一个石印机,让当时担任湘江新圩两翼掩护的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首长们知不知道,当时中革军委几乎每一次给红五师的电报,都是要求‘继续坚持’。继续坚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伤亡!意味着牺牲!可是,红五师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这两天中,红十五团的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一个人数不充实的团,就阵亡了五六百人!我想,这就是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的一个直接表现,哪有战略转移这要搞的?这根本是不把战士的生命当回事嘛!而对于我们来说,战士的生命,是最可这宝贵的财富!说到这里,我也想说一句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说过的话,那就是,这样抬着棺材走路根本不是个打仗的样子!这完全是要把中国的革命断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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