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间传闻很多，到后面皇宫里面也开始流传起来，沈溪好像一夜间变成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时候上到皇帝，下到黎明百姓，生活中没什么消遣娱乐，总喜欢坐下来说点儿新奇事，由于沈溪最近红得发紫，话题总是不自觉落到他身上。

因为说的不是什么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堂官，不算非议朝政，使得朝廷对这股流言采取了不管不问的态度，没有公开“辟谣”。

其实朝廷也是根据弘治皇帝朱祐樘的命令，好好给沈溪“造势”。

沈溪十五岁就主持顺天府乡试，多少有些不能服众，但既然皇帝已经颁下圣旨，就必须要让百姓觉得，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十五岁少年郎，而是三元及第的大明文魁，是翰苑学士，是东宫讲师和日将官，是为大明长治久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

以至于朱祐樘听张皇后说及沈溪在榆林卫杀得鞑靼人溃不成军的故事后，只是摆摆手表示不信，因为弘治皇帝知道，沈溪连马都不会骑，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

弘治皇帝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朝臣更不会主动去把事情捅破，于是沈溪的名声就这么一点点蔓延壮大。

与此同时，就是沈溪的“心学”，在京城周边士子当中大行其道。

这也跟沈溪成为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有关，研究心学就能研究主考官的喜好，谁叫这位小状元郎在十岁参加府试时就把心学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

别人都知道沈溪在做学问上有一点偏狭，现在沈溪的学问得到朝廷的肯定，那心学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在那些大儒心目中，心学根本是一个顽童提出的不可入耳的连篇鬼话，连跟沈溪这样的少年计较都会觉得丢面子。

所以最初时，心学就算在小范围内传播，也没人阻止，可随着心学在京师广为流传，那些推崇理学的大儒坐不住了。

大儒靠的就是别人的尊崇过日子，今天这个当官的送点儿礼物来，明天那个朋友来敬个茶，很多大儒田产和房产都没有，全靠思想学问当作利器，靠别人接济和对外讲学过日子。

以前那些年轻后生对理学推崇备至，经常听他们讲学，每到乡试年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可自从沈溪的心学抬头之后，那些士子就开始“反水”，连理学这种博大精深的学问都不喜欢听了，如今乡试临近，各个讲学之所依然门口罗雀，让当事者情以何堪？

年轻人都喜欢新奇事物，心学的产生，恰好有其时代背景，明朝中期虽然也有不少能人异士，但在学问上却许久没出现一个偶像级的人物，历史上的王守仁脱颖而出，此时王守仁尚未形成气候，倒是沈溪先钻了空子。

沈溪提出的心学理论，比之王守仁的更加扎实，因为沈溪本身采用的便是系统而完整的理论。

成熟的心学，在对抗理学时丝毫不落下风，关于致良知方面，思想更是比理学先进不少，连统治者也更倾向于士子往心学的方向靠拢。

因为理学让人格物致知，而心学最重要的一点却是致良知，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学的是唯心主义，更接近于道家的回归自然。

弘治十四年进入隆夏，京城士子风气高涨，大批北直隶考生汇集京城，准备参加乡试，其间杂学盛行，不但有理学、心学，还有各门各派的儒学，对于百家争鸣的情况，朝廷采取了默许和宽容的态度。

京城到处都能见到讲坛，其中心学的讲坛去的人最多，除了这是一门新兴学问外，最主要还是都在传言本届乡试主考官便推崇这个。

沈溪有一点做得很聪明，他提出心学发觉谢丕痴迷后，马上改变宣传方针，在推崇心学时先表示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和深入研究，等于是换上了虚伪的包装，等人仔细研究后才发现，心学跟理学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许多人是被骗去心学讲坛，他们本以为这只是本届乡试主考官提出的一种理学思想，大家坐下来一起研究，看看对于科举有没有帮助，没想到在听了几堂课之后，发觉内容与以往所学理学大相径庭，但细细一想却很有道理。

再仔细听下去，就不知不觉沉迷其中，跟谢丕一样，对心学推崇备至，然后把别人也给带进来。

沈溪就好像是一个蛊惑者，他用披了理学外衣的心学，令一众士子“误入歧途”，等这些人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但这些讲坛，都没有经过正主沈溪的同意，属于自发形成。如今谢丕被谢迁关在家里没法出来，沈溪的忠诚传道士不在，但仅仅靠谢丕的那些朋友，还有听了谢丕宣讲心学之人，就不知不觉把心学宣扬开来。

“传得沸沸扬扬，我自己是不是也该去听听？”沈溪从谢铎那里得知，连国子学内也开始有人传讲心学时，颇感无奈。

十几岁中状元已经很显眼了，若是年纪轻轻再宣讲心学，等于站在整个儒学界的对立面，别人对他的攻讦会与日俱增。那些靠理学成名的大儒，绝不会容许异端邪说的存在，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放下理学重新研习心学。

只有等心学弟子崛起，占据朝堂和儒学界的制高点，心学才能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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