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满清王朝的倒台其实都是觉得挺奇怪的。

从实力的角度讲，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王朝的实力也不是那么弱的。作为当时满清中央政府的领导者，军机大臣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是在不断的推动满清王朝的新政举措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作为满清王朝的高级领导人是全力支持的。

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在此期间，他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满清政府至此获得了近十万人的先进的武装力量。

同一时期，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

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也就是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因为“庚子事变”遭受重创的满清政府的实力迅速恢复。

但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错愕的是，有着这样绝对力量的满清政府，在湖北新军的几个名不见经传军官领导的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就那么几乎在一瞬间就倒台了。

后世有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进步意义上的革命，是新的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所以满清王朝轻而易举的就倒台了。

对于这个说法王书辉本人是呲之以鼻的。在他看来，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三十多年的史实上看的话，首先一点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本身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是由一群不满满清政府民族压迫的汉族地主出身的新军军官发起的。满清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汉族地主官僚从上到下，从袁世凯到普通的汉族新军军官都对满清王朝失去了希望，彻底的抛弃了满清王朝，所以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倒台。

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无论是北洋统治时期，还是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到了最后的光头党执政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仍旧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以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为补充的封建经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改朝换代。就是尽一切可能想要给辛亥革命的脸上抹点金粉的话，用民族革命来形容这次改朝换代都已经是非常勉强的了。

封建王朝周期律下的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其实都是一样的。在封建农业时代里，任何一次王朝更替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封建地主阶级背叛旧王朝，改头换面的加入到农民起义中，篡夺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新王朝的过程。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和刘公，其实就是在这一次封建统治阶级自己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历史上陈胜、吴广和王仙芝、黄巢之类的人一样的角色而已。

当统治阶级自己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放弃了一个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灭亡就会展现出一种雪崩式的特征来。对于这一点，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一个佐证。

不过和历史上不同，在复兴党存在的这个时空里，明王朝的倒台更加的快速和剧烈，以至于还认为明王朝能够苟延残喘个几年的王书辉都发生了误判。

毕竟，王书辉一直认为将会由李自成、张献忠和高迎祥这些农民造反军终结明王朝的命运。

但是已经被改变的历史终于在细节上表现出了充分的不可控性。明王朝的倒台，是由北京城内的二十万沦为城市贫民的京营士兵，以及北京城外驻守的由大明“忠臣”袁崇焕领导的五万辽东军共同完成的。

对于这一点，别说王书辉没有想到，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1631年11月里的一天，在北京南城的贫民窟里又有三十多人被抓走之后，一条传言开始从南城传了出来，随后就传遍了所有的京营军户人家。

据这条传言说，朝廷准备以周国丈粮行被劫一事为借口，将北京城里名义上的二十万京营士兵调出北京城，调往辽东服役。

所谓谣言，这种东西就是这么不靠谱的。就以这条要把京营调往辽东的谣言来说吧，即使在传统上有这样的明王朝中央军和边军对调的惯例在，但是任何一个明王朝上层的人都知道，京营现在就是一支纸面上存在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本身和大明朝的权贵官员们的纠结很深，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支部队会被调往辽东去的。

就是京营士兵们自己如果认真想想的话，也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靠谱，毕竟过去崇祯皇帝几次尝试整顿京营的时候，二十万京营士兵能够到场的都不到万人。这种情况下，把不到万人的由乞丐流民冒充的京营士兵调出京师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但是，谣言这种东西之所以会被广泛的传播并被采信的原因正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了。当常年累月被欺压、被剥削、被损害、被侮辱的被统治阶级，开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被统治阶级的时候，没有任何信任的双方之间，就是再怎么奇葩的谣言，都会被相信。

作为一个纯消费性的城市，北京城本身的粮食价格就是很高的。这一点在粮价飞涨的明末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历史上严重百倍的粮食危机对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普通百姓来说真是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宋狗子等人之所以会毫无顾忌的去抢劫皇亲国戚的粮行的原因，就是如此。

在这种严重的粮食危机下，1630年到163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五万辽东军、三万山东新军和两万天雄军的军粮供给又要由北京方面负担。为了保证军粮供给，北京城内的粮食价格进一步攀升，大米的价格已经攀升到了每石四十两到五十两的情况了。

老百姓不是傻瓜，虽然和后世的老百姓不同，明末的北京市民不会遇到事情就骂政府，可是那些开着粮行粮店的人都是皇亲国戚和朝廷的官员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都心知肚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