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当官能够当到中央政府的一部之长即一部尚书的人，没有一个会是个简单的人物。

这些人可能在治国安民方面非常的废材，让老百姓觉得是个人就能比他们干得好。但是，从官场经营权术斗争的角度讲，在封建社会这个环境中，他们绝对都是人中翘楚了。

就说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顾秉谦吧。可能无论在能力还是在舆论上，他当这个内阁首辅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封建官场里奋斗了几十年的顾老先生，在权力斗争方面，绝对是领袖群伦技压当代的。

无论是这个时空里，还是后世里，不少人都觉得这个让自己的儿子认魏忠贤当孙子的“白头小人”品格低下。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能够把事情做得这么没有底线，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这也得算是一种能力吧。

人到了七十岁还那么有“追求”，对于权力和地位还是那么看不开。这在现代社会真的不多见了。不过呢，孔二先生也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二先生的那套理论到底对不对咱们暂且不论。就这段话来说，还是表达了一个客观的规律的。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在酒色和争斗方面比较看得开了，但是，在对权力和利益的获得上，老年人的贪欲反而是比较严重的。

就此看来的话，七十多岁的顾秉谦非要恋栈不去，非要在大家的非难声中当这个首辅大学士，他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顾秉谦就到了魏忠贤的外宅。看到顾秉谦看完了消息，魏忠贤发问道：“顾先生以为如何啊？”

顾秉谦万历二十年左右的时候中了进士，之后他就在翰林院和礼部两个衙门里来回的混了近三十年。别说是处理兵变造反这种国家大事了。就是让他处理地方上的粮谷刑名这些小事，他实际上都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不过呢，对于政客们来说，他们只要掌握住一个要点就能在封建政治中站住脚了。那就是，对于政客们来说，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变成打击政敌的一个有效手段。

顾秉谦沉思了片刻之后对魏忠贤说道：“魏公这两年带领我等，费了好大的心思才将朝中的东林邪党清出朝廷。可是，东林党徒遍布天下，两京一十三省的巡抚高官多由东林党徒把持。以在下的愚见，湖广巡抚及总兵尽没，湖广地方上就已经指望不上了。不如派遣一东林党徒出身的周边巡抚前去弹压兵变。”

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子，顾秉谦继续说道：“这样一来，此人要是能够解决兵变，就可以以此为据升迁其职务，将其调至南京六部闲置。若是此人不能解决兵变，那么就可以以此为据，将其牵连处置，然后再派其他的东林党徒去处理此事。这么下来，无论是兵变能不能被解决，总要有二三东林党中坚落马。魏公安坐钓鱼台就好了。”

要不怎么说“姜就是老的辣”呢。像顾秉钧这样的老家伙，脑子转的就是快。

刚开始顾秉谦看到魏忠贤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知道魏忠贤希望自己能够解决这个兵变的问题。可是问题是，自己还就真的没有这两下子。对于一个在官场中能够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来说，顾秉谦对待自己的态度是相当实事求是的。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他心里清楚的很。

不过呢，顾秉谦立即就想到，对于这样的问题，自己这个书生是没有解决能力的。那么，同样是书生出身的东林党，不也照样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么。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会失去魏忠贤的信任。但是，要是东林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不就是攻讦他们的一个好借口，收拾他们的一个好借口么。

所以，顾秉谦立即就向魏忠贤出了让东林党出身的地方大员负责平叛。赢了呢，就把其明升暗降，弄到南京去养老。输了呢，就可以顺水推舟，夺其官职，打击东林党的地方势力。

魏忠贤在沧州城里当无赖的时候就知道，这读书人心眼儿都怀着呢。别看这帮人一个个满口的道德文章，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一肚子的坏水。像这种一石二鸟的坑人手段，魏忠贤自己就想不出来。这也是魏忠贤为什么热衷于招纳文官的原因。

全面的掌握了司礼监和内阁权力的魏忠贤真的是雷厉风行。事情一旦决定下来，一道旨意就从司礼监发到了内阁。而内阁使用八百里加急，马上就将这道旨意送到了河南省开封府的河南巡抚衙门。

剿灭武昌兵变这个重要任务，就落到了东林党人，河南巡抚程绍的头上。

程绍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624年上任河南巡抚的。不管投降了满清的汉奸文人怎么努力的在他们编纂的《明史》里给程绍涂脂抹粉。事实是，这个现在的河南巡抚，东林党人程绍。实际上没有一天的主持地方，当正印官（一把手）管理过一地的地方民政的经验。

从程绍的履历上看，他是明万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88年考取举人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

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河南汝宁府推官。所谓推官，就是知府的佐贰官，也就是主管一府之地的各种案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管一个地级市的公检法工作的政法委书记这样的角色。

史料上说他有“神鬼破胆”的美誉。但是，因为撰写《明史》的汉奸文人的立场很可疑，而且没有任何的具体事例能够佐证。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疑充满水分的。

在地级市汝宁府干了几年政法委书记之后，程绍就被调到中央去了。他先当上了户科给事中，之后又当上了吏部左给事中。

地级市的干部，从地方调到中央，说起来靠的肯定不是程绍在地方上的工作有多出色。毕竟他不是一把手，又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硬政绩来。用今天的话讲，程绍能够获得提升，就完全是因为人家是东林党的成员，人家“上面有人”了。

所谓给事中这个职务，在现在来说，就相当于纪检干部。不过他们的地位可比现在的纪检干部高多了。而且当时大明朝的纪检干部有制度保障。虽然只有七品的官位，但是呢，他们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皇帝都拿这帮人没什么办法。

程绍在这个很牛的位置上，充分的表现了他拉人结党，经营东林党势力的本性来了。当时，负责征收税务的太监，也就是今天的国税局吧。因为当地的官员和豪绅勾结拒绝纳税，所以就向中央政府进行了控诉。

这种事情呢，别说是在大明朝了，就是在现代，拒绝缴纳国税，这事情怎么也说不过去。但是呢，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面对大地主和大商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程绍坚决的站在了大地主大商人一面。

山西税使张忠劾夏县知县韩薰，程绍“特疏申理”，上书自诸津要。同朝好友相劝敛笔，绍言：“食皇家禄，就得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安能顾个人生命安危。”帝怒斥，遂被削职为民。

用今天的话说，程绍可以说是吃着大明朝的饭，砸着大明朝的锅的典型了。别说是在大明朝这个时代，就是在现代社会里，这样的屁股坐歪了的官员也肯定会被革职。结果，万历皇帝真的就将其免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