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约法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熊希龄难道忘了，光绪年间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宪政专家的身份。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们有时亦称熊内阁为凤凰内阁。于是，他这次入京，被戏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

然而这位凤凰有自己的打算，二月八日，他假口南下疏通，便一去不返。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握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而现今的云南和当时的国民党，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云南也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山地多，城镇大多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是北洋军无法相比的。

唐继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全面分析了整个战略形势，言道：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取长沙，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

“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引起争论，其一为：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

但是，这样相当于另立中.央，蔡锷和唐继尧都认为不妥。既不能包办讨袁，也不能让世人认为己方是争权夺位，“当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保留地方建制，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

其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这样就更加出师有名。

其三、护国军云南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

唐继尧的理由很充分，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他的长官，他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云南都督。

可是蔡锷力推唐继尧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

两位贤者的谦让，令人感动，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