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陶士行是个精明人，加之性格温和，向来不愿意得罪上官——在原本历史上，王敦贬其为交州刺史，他二话不说便上任去了，就没跟周访似的硬顶——唯恐裴该心情不畅，诿过于己，所以还是我先端正态度去请罪为好啊。
裴该赶紧伸双手揽住陶侃的膀子，说：“日间战败，乃力不侔，非陶君指挥无方，何罪之有啊？且陶君早便与我言，军士疲惫，难以再战，且若还垒，丧败必矣。我不听陶君之言，乃至于此，过失在我，陶君幸勿自责。”
其实败退郃阳，也不能说是裴该的责任——即便陶侃说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天地正当胡军便即撤离啊，本来就需要熬到晚间再说。但裴该直接就把责任全都揽上身了，因为他总是觉得，上位者把责任推给下属，是一件很龌龊的事情。我既然全权委托给你了，就应当无条件信任你，即有失误，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过。再者说了，他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为一场小败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划不来。
随即拉着陶侃于榻上并坐，裴该笑笑说：“我两日来登楼以观陶君用兵，获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为伤。”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着问：“正要请问大司马，于侃之用兵，有何教诲啊？”
裴该说哪有什么教诲——“陶君当世名将，用兵仿佛孙、吴，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见云兵无常胜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获益有两，其一，有良将斯有锐卒，有锐卒斯能战胜，我今不胜，非将不良，实兵卒尚不勇锐之故也……”
裴军自从大荔之战以来，就几乎没碰上过什么强劲的对手，导致军中普遍滋生出了骄横之气，裴该作为主帅，多少也受到点儿影响。他甚至会觉得，我只要粮秣、物资充足，靠着训练出来这几万精兵，足可横挑天下——之所以还容你刘聪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过你，纯属我粮食不足啊。
可是这两日所见，胡军之勇就不在己军之下，即便同等数量对敌，都没有十成胜算，何况兵力不足呢？主要游牧民族往往打小就套马、射狼，比起那些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晋人来，天生战斗素质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层已经泰半汉化，中下层勇气未褪、凶焰未除，是不能太过轻视的。
从前裴该也隐隐地警惕过，不能把敌人想得太简单，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敌人——否则的话，祖逖之才过于陶侃，为什么在原本的历史上长年止步于大河以南，竟不能前进一步哪？
石勒固为当世之杰，但在历史上，他打败刘曜就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刘曜能够篡窃胡汉，纯因靳准作乱，未必刘聪、刘粲父子就远不如刘曜。那么自己只重视石勒，却轻视平阳刘氏，合适吗？
想想偃师之战，刘粲先遁，自己又有祖逖相助，才能击败刘敷；再想想大荔之战，刘曜所领多为氐、羌，而非屠各、匈奴之精锐。不能因为自己打败过刘敷和刘曜，就不把刘粲放在眼里了。
原本这些隐隐约约的念头，这两日仔细观阵，乃至于败退郃阳，才彻底泛上心头，使裴该深自戒惧。
陶侃闻言便道：“铁须锻锤，才能成器，卒须磨炼，始可成军。我军实为天下劲旅，唯年来扩军过速，乃至蹉跌——大司马勿太过虑。且即今日之军，较之侃昔在江南所领之部，无异于猛虎之比羔羊也。”
裴该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之所得二，战阵之上，情势瞬息万变，要在指挥、调度得宜。即以日间而论，中、右之间一露破绽，胡便趁虚而入，可见陆衍、董彪，不如乔泰远矣……”
其实更重要的是，打仗不是玩游戏，军情丕变之际，不可能给你长考的时间，而即便有时间考量，也未必就能及时调度到位。士兵不是棋子，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通讯、士气等——不可能听从指令后就能完全一板一眼地执行。所以军事不仅仅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没点儿天赋真的不成。
都说强大的组织力能够使整支军队都如臂使肘，如腕使指，但那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实际运行过程中，再有组织的军队，行动都可能有所迟延。
陶侃对此回应道：“侃不揣冒昧，大司马原从诸营督，唯刘夜堂、甄随可当方面，余皆寻常人也，则乔泰为胡之宿将，陆衍等尚且稚嫩，自然难及。”
裴该问他：“假以时日，可成才否？”
陶侃想了想，回答说：“若止使领一营，可为良将。”意思是说，那几位也就到此为止啦，不大可能有更长足的进步，即便通过长期锻炼，率领个五六千不到一万人，勉强敷用。
裴该不禁蹙眉，叹了口气：“人才难得啊……”随即问陶侃：“以君看来，我可将兵几许？”
陶侃答道：“大司马但将将可也，何必将兵？”
裴该笑问道：“如陶君，可将几许？”
陶侃拱手答道：“侃不敢言‘多多益善’……”
这是韩信的典故。刘邦曾经问诸将，我能带多少兵啊？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兵。刘邦就问那你呢？韩信答道：“臣多多益善耳。”我统兵没上限，给我多少人，我都能给管理好，还能打胜仗。刘邦就笑，说你既然那么能，为什么被我所擒呢？韩信答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
陶侃说我不敢自比韩信，我也不可能统率太多兵马，但他不敢说我能带十万人，那就等于自比汉高祖了。他对裴该说“大司马但将将可也”，因为身为一国执政，只要不明着比拟，拿裴该类比刘邦是不会犯忌的。
裴该笑道：“汉高所统十万，皆农兵也，良莠不齐。我寄望陶君异日可将十万正军，为我横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