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陵沟壑地带，并不适合放牧牛马，但山羊是可以牧的，原本卢水胡之大部，就全都是牧羊人。陶侃的意思，可以将某些戎部迁到边境线附近来，一方面放牧的准备期比较短——不象耕田，一般开荒的前两年，地力不肥，很难获得足够的收成——使得戎人可以很快安居下来，另方面他们部族内的组织力也要比普通的农人高多了，方便及时聚集起来，抵御外侮。

“戎人剽悍，若熟悉丘陵地势，大可与胡骑相周旋，有彼等为辅，官军于两郡内各留一二千，固守大邑，则必不畏敌扰。”

裴该低首筹思，皱眉不语。

陶侃在此番对谈中第一次露出了淡淡的微笑，说：“大司马所虑，侃不问可知。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知彼戎不与胡贼合势，加重扰边啊？”

裴该微微点头，说：“西州方定，戎心未稳，实在不宜迁徙实边……”

陶侃答道：“世无万全之策，有利则必有弊。徙戎实边，一则可高官安之卒，二则可高官安之粮——但宽其贡赋，又何必供输？且戎在边地为乱，总好过在腹心之地为乱。”

裴该想了想，还是问道：“上策又如何？”

陶侃回答：“安定郡内，卢水胡盘踞数世，根深蒂固，若仍使留，难免作乱。若迁他戎镇此，则彭夫护难以诱引，比沿边筑堡省卒省粮。是故侃仍建议大司马三思，于安定郡内，用我中策。”

随即竖起第三枚手指来：“唯冯翊可用上策，即出境筑垒，徐徐而前，以压逼刘曜！”

陶侃建议，咱们可以把小股部队撒出境外，寻找合适的地点筑垒，倘若刘曜不来骚扰，那就一路往北方推进，逐渐逼近他的大本营高奴。一旦被我距离高奴一两日途程筑起碉堡来，积聚物资，大军随时可以安安稳稳地开入堡中，然后对刘曜发起迅猛攻势。到了那个时候，只要调度得法，估计刘曜想跑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若是刘曜，是断然不肯让官军筑垒成功的，必然挥师来攻，如此一来，便可致敌而不致于敌，主动权握在咱们手中。

倘若沿边筑堡，你不知道刘曜啥时候会来侵扰啊，终日防贼，徒耗气力。但若出境筑垒就不同了，只要咱们这边一开始动工，计点消息来往传递的时日，那么刘曜会啥时候到，自然心里有数。他若来早了，准备必然不够充分，若来迟了，我堡垒将完，他必须得硬撞，损耗必大。

如此这般，一座一座碉堡往北方推进，前方的堡垒固然会遭受到胡军强大压力，但后方的堡垒可以保证补充兵力和物资安全运抵前线，无论总体态势，还是在局部战场，我军都将占据优势。

裴该不禁沉吟，心说这跟后来曾某人“结硬寨，打呆仗”的手法，多少有点儿类似啊……

其实不仅仅是曾国藩，后来唐人之攻吐蕃，与宋人之攻西夏，也采取过类似手法，就是利用前突的堡垒，控扼险要，逐步压缩外族的回旋余地，以便将战场主动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不禁连连颔首。

陶侃又说了：“此策尚有二利。一，使刘曜必反复来攻我垒，难以积聚，而我于冯翊则可养军屯粮，不受彼扰。二，后军方扩，将士虽经训练，终究实战不足，倘若骤遇强敌，恐难决胜……”

裴家军目前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方面大扩军稀释了百战老卒的数量，另方面老卒泰半还乡，或者作为各支部队的中坚力量分守各地，新招募上来的河南、关中新卒，素质和组织度都远远不及。倘若能够顺利度过这个瓶颈期，那么裴该原本的三万锐卒就可以顺利扩充到十万乃至更多；而若在此时骤遇强敌，在陶侃看来，如今的五万之众，恐怕还比不上过去的一万老卒。

因为你不管怎么训练，一名士兵只有真正见过血才有可能成长起来，光在后方哪怕练得力量如牛，正步踢出花来，也终究无用。裴该当年的徐州兵，是从剿灭境内坞堡武装开始练起的，如此才能在北伐时独当一面，“蓬山”两营于阴沟水畔直面十倍之敌，固若山岳，难以摇撼。

可是自从大荔之战以后，部队逐渐扩编、稀释，新卒就很少能够遭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了。平定雍州，进而攻掠秦州，正如裴该本人所说：“均有若游山赏花，投石打闹一般啊。”真正的一小撮顽敌，估计每支军队里少量老兵就包打了，新卒只剩下摇旗呐喊和收割人头的功用。长此而往，怎么可能练得出来？反倒莫名地滋长了骄横之气。

因此陶侃建议，倘若出境筑垒，那么围绕着工地必然会展开殊死的攻防战，但是因为地形所限，双方投入兵力都不可能多，大概也就数百人对阵厮杀罢了，即便战败，于大局无损。可以将后军将士分批顶到前线去，用实战打出他们的经验和锐气来，然后不等一支部队残破，就赶紧撤下来，换上生力军。如此循环往复，相信不用半年时间，整个大司马后军都能够杀成精锐之师。

而且大司马后军练完了，还有前军哪，还有中军哪，都可以拉上去实战锻炼嘛。刘曜如今撑死了三万人，且是败军之卒，士气既弱，又勇懦不齐，拼消耗他拼得过咱们吗？则其回旋余地将会日狭，其力亦将日蹙，此消彼长，终有一日，不为外患。

裴该不禁鼓掌赞道：“陶君果然当世名将，此计大合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