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牛君儒和雷泽清等人惶恐不安之时，顾?的亲信门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到了省府武昌。凭借着丰富的为政经验和老辣不凡的眼光，凭借着在湖广官场士林经营多年打下的根基，顾?很快成了那帮人的主心骨，以他的威望和透彻的分析使他们接受了拥立辽王的主张，并经过周密的谋划，定下了拥兵进京、争夺大位的计划。

在武昌、上元秘使往来不绝的同时，新明朝廷钦使的厚底官靴声也在顾?的门庭响起。因顾?在官场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又与把持朝政的“权奸”夏言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激烈地抨击新政，自然成为了新明朝廷着力拉拢的对象，监国益王特下令旨，准许其“冠戴跸见，听候调用”。钦使言辞之中还隐约地暗示，他此次蒙召进京不但可以官复原职，回任南京刑部尚书；新明朝廷正准备效法北京政权，设立内阁执掌中枢，日后少不了他的一席之地。

闲居五年之久，并没有消磨掉顾?的才略和胆识，更有可能是因为一直冷眼旁观着朝局动向，使他看得更清楚：时下江南已与朝廷决裂，南京的官员手中有了一定的实权，已不再是往日的那种被人讥讽为“莳花尚书”、“养鸟御史”的养老闲职，但新明朝廷的大权始终还是把握在魏国公徐弘君、诚意伯刘计成那帮勋臣贵裔的手中，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士子只能附人骥尾，听命于那帮不学无术，靠着远祖的恩荫袭爵封官的粗鲁武人，即便能位列台阁、入赞中枢，说话能有多大份量？又能干成什么事？！他一生营营役役，机心用尽，虽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但何尝不是为了一申报国之志，用平生所学经国济世，治政安民？这样的结果怎能让他接受？

更何况，监国益王朱厚烨曾就藩于江西，身边聚集了一大堆可恶的“江西佬”！甚至连益王本人，一口官话之中还带着浓郁的江西腔，让他想起来就觉得十分恶心，又怎能心甘情愿地侍奉这样的君主！

因此，面对入阁拜相、位极人臣的诱惑，顾?却一点也没有动心，婉言谢绝了新明朝廷的招揽，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议定的大计，要凭借着自己在官场士林崇高威望，以移山心力改天换日、扭转乾坤！而这其中，眼下正坐在他对面的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位在士林中很有影响力的青年士子，正是关键的一环！他自信地认为，这两位曾受过自己颇多恩惠的青年士子一定会顺从地接受自己的主张，遵照自己的吩咐行事。果然，他们尽管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慷慨地表示愿意惟自己之命是从，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在这份《致南都诸先生公启》签名。

可是，令顾?略感失望的是，尽管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显得十分认真，一份短短的公启，两人翻来覆去看了十遍八遍，但看着看着，方才慷慨激昂的两位青年士子却都沉默了下来，脸上似乎写满了疑惑之色。

顾?所谓的“一统众议之良策”，其实就是文武并举的双重攻势，一方面拥兵入城，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以震慑留都主事的那帮勋贵和大臣；另一方面通过罗织罪名，在官员士林中制造不利于益王的舆论氛围，利用朝野清议的力量来搞臭，继而搞跨对手。为了刻意突出益王的昏庸无德，在这份公启所列的“十不可立”罪状之中，除了两三桩可以坐实的罪名之外，其他的都可以说是捕风捉影。这种手段即便算不上卑劣，但也不符合清正君子的处身之道――这对于他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他所干的原本就是将身家性命全押上去的买卖，成则万世之功，一旦失败，只怕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当他打定主意要放手搏上一搏的时候，早就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为成大功，别说是让益王受一点委屈，背上一个恶名，就算是更伤天害理的勾当，也得要硬着头皮去干。但是，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却还都是不谙世事、刚烈好名的青年士子，未必能抛开这层顾虑，豁出名声跟自己一起干，这才是最让他担心的地方！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顾?强装出来的镇静也一点一点的消失，他开始担心他们会以此为由，拒绝自己的主张，心里不禁紧张了起来……</dd>